为了一个人,走进一座博物馆:在天津,寻访李爱锐
天津体育博物馆“守望·情洒津沽的奥运冠军李爱锐”永久特展区(作者拍摄)
九月下旬的天津,阳光已经不再炽热。我沿着重庆道往下走,在83号停住,这里是天津市体育博物馆——一座紧贴着民园广场、很容易被游客错过的建筑。我是为了一个人来的。确切地说,是为了寻找一个“回来的人”的踪迹——那个在巴黎奥运会夺冠后,选择回到出生地天津的奥运冠军,他叫埃里克·利德尔(Eric Henry Liddell)。中国人更熟悉的是他的另一个名字:李爱锐。
为了一个人,寻访一座博物馆
走进博物馆展厅,迎面而来的是“天津与奥运”的专题展。
讲解员告诉我,天津是中国现代体育风气开启最早的城市之一,租界、基督教青年会、留学生——这几条渠道把现代体育带进了这座城市。1895年,篮球传入天津,带来它的是基督教青年会的来会理先生;第二年,1896年1月11日,天津青年会举行了全中国第一场正式的篮球比赛。
这场篮球比赛布告的原件现存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,展厅里陈列着布告的复制件。我凑近去看,泛黄的纸上是打字机敲出的英文版《天津青年会布告》,最下方用红框圈出一行小字:A game of basket ball will be played this afternoon...It is easy to learn and is very exciting.——翻译出来就是:今天下午将举行一场篮球比赛。这项运动简单易学,将令人非常兴奋。
一张一百三十年前的布告,一个“简单易学、令人兴奋”的邀请。这张布告让现代体育初入天津的情景变得具体:一项新运动,首先是通过青年会的活动进入城市生活。而把这善意带进来的那群人——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传教士们——正是李爱锐父母的同道。李爱锐的父亲李德修(James Dunlop Liddell),就是伦敦会派驻中国的一名传教士。
我正是带着这样的背景,走向博物馆深处那个叫作“守望·情洒津沽的奥运冠军李爱锐”的特展展区。
当荣耀与信仰发生冲突
特展区的开头,是荣耀。
展柜里陈列着1924年的外国报纸,几乎整版都是李爱锐的名字。"Liddell Wins Four Hundred Metres"——“利德尔赢得400米。”那是1924年7月11日的巴黎奥运会,22岁的爱丁堡大学学生李爱锐,在男子400米决赛中以47.6秒的成绩夺冠,同时打破了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。鲜花、掌声与荣誉,随之向这个22岁的年轻人涌来。
然而我留意到的,其实并不是这块金牌,而是这块金牌背后那几场“没有跑的比赛”。
李爱锐最擅长的项目是100米,是100米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。但巴黎奥运会的赛程表公布后,李爱锐发现——100米的预赛时间被安排在了星期日。
李爱锐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。在他的信仰里,星期日是属于神的安息日,不应当用来从事竞技娱乐。于是他做了一个让整个英国社会哗然的决定:放弃100米的比赛。
这里需要澄清一个常常被戏剧化的细节。许多讲述——包括那部著名的电影《烈火战车》——把这里写成比赛前才得知赛程的突发冲突。但事实上,赛程表提前数月便已经公布了。因此李爱锐提前几个月就知道100米预赛在周日,他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放弃的,并转而专心备战并不被人看好的200米和400米。这样的放弃不是一时冲动的意气,而是一个清醒的、承担了全部代价的选择。
当时李爱锐的压力有多大?在一个“为国争光”被视作最高荣誉的年代,一个几乎稳拿金牌的运动员,在举国期待面前偏偏选择说“不”。报纸骂他,公众不解,甚至就连英国皇室也劝他为国出赛。但他顶住了。最终,他在200米拿到铜牌;又在最不利的外道,跑出了那个载入史册的400米奥运冠军。
我站在那张登载李爱锐巴黎奥运夺冠的报纸前,想的却不是“他后来还是赢了”这种励志式的反转。我想的是:当几乎触手可及的荣耀与信仰相撞时,他选择了放下荣耀。而这,恰恰成了他一生的一个重要注脚——日后在更艰难的地方,他将一次又一次地做出同样性质的选择:让信仰在前,让自己退后。
这个时候的李爱锐才22岁,他已经站在世界体育舞台的中央,却开始考虑一条与竞技荣誉不同的人生道路。
金牌之后,他回到天津教书
展区继续往前,是一张黑白照片:一座中式与西式混杂的学堂建筑。这里是新学书院,是李爱锐回到天津后任教的学校。
这是李爱锐整个故事里可能最让人费解,也最动人的转折。
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夏天过后,李爱锐站上了人生的巅峰。他是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——顺便说一句,他在大学里学的并不是体育,而是自然科学。他本可以在英国的体育界或者学术界,拥有美好的前途。
但1925年,他回到了天津,回到了他出生的城市。他出生在天津的马大夫医院。1907年,他随着在中国宣教的父母回到英国,在伦敦读了十多年书,之后又进了爱丁堡大学。在这十多年里,故乡天津对他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单词,只有偶尔填写个人资料需要填写出生地的时候,他才会写上“Tientsin, China”,即“中国天津”。
然而拿到奥运冠军的第二年,他回来了。更加令人不解的是,他来到了新学书院,当起了一名中学教师,教数学,教化学,这一教就是十多年。
新学书院属于伦敦会,后来并入天津十七中学,再后来随着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,新学书院的建筑全部被拆除,如今新学书院所在地已经变成了人流熙攘的商场。有意思的是,当年新学书院的对面就是马大夫医院——一边是李爱锐出生的地方,一边是他工作的地方。
我特意去马大夫医院和新学书院的旧址寻找过。马大夫医院早已变成了天津市口腔医院,新学书院的旧址更是被城市的扩建完全吞没,连一块奠基石都没能留下。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:一个人最重要的选择,往往不会留下纪念碑这样的外在痕迹。他放弃欧洲大好前途、回到贫穷落后的中国教书的决定,今天在地面上找不到任何痕迹,但它却一直活在他教过的学生的记忆里。
民园体育场:李爱锐在天津留下的印记
走出这一段展陈,讲解员提醒我:你现在所站的脚下,就是当年的民园体育场,那座李爱锐曾提出改建建议的民园体育场。
这是我在整个寻访中最难忘的瞬间之一。我意识到,我不是在一个与李爱锐无关的展厅里隔着玻璃看他——时隔近百年,我正站在他曾经熟悉、也曾为之提出专业建议的场地上。
1925年李爱锐回到天津以后,正赶上民园体育场改建。据相关资料记载,李爱锐参考了伦敦斯坦福桥体育场的设计,并结合运动员经验,就跑道、灯光和看台等方面提出建议。现有材料尚不足以证明他主持了改建工程,因此更准确地说,他为改建提供了专业意见。1926年,民园体育场改建完成,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,李爱锐自己也下场,作为运动员跑了一回。
更令人惊叹的是1929年11月25日的那场“飞人大战”。当时民园体育场举办万国田径赛,请来了德国田径名将奥托·佩尔策(Otto Peltzer)——佩尔策是20世纪20年代世界田坛最出色的中距离跑运动员之一。他曾创造500米、800米、1000米和1500米四个项目的世界纪录。在400米的比赛中,李爱锐击败了他,以49.1秒的成绩夺冠。这几乎是他正式运动生涯的收官之战——此后不久,他便基本告别了竞技赛场。
今天的民园体育场几经改建,早已不复当年的模样。它仍是理解天津现代体育史的一处现场:李爱锐曾在这里比赛,也曾把自己在国际赛场积累的经验带回这座城市。1945年2月,他在千里之外的潍县集中营去世,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天津。
也正是在天津,李爱锐完成了人生的另一件大事——1934年,他与来自加拿大的弗洛伦丝在天津举行了婚礼。那时的他,大概以为自己会和这座城市一起,安稳地成长、老去。
当战争阴云笼罩华北
和当时的中国一样,天津的平静也没能持续太久。
讲解员让我仔细看一张老照片:民园体育场正门前的一片空地上,几个穿旗袍的小姑娘站在前排,而她们脚下的地面上,用油漆漆着一面巨大的英国国旗。
1937年天津沦陷后,天津的外国租界相对还比较安全。为了防止日军误炸,人们在民园体育场前的空地上漆了这面巨大的米字旗——用一面英国国旗,向天上的日本轰炸机表明这里是英国租界。
1937年7月,全面抗战爆发,华北局势日益险恶。到1941年时,太平洋战争的阴云已经密布,日军对英美侨民的态度日趋恶劣,李爱锐英籍人士的身份,再也保护不了他和家人。1941年5月,他把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送回加拿大避难——而他自己,则选择继续留下。
他本有机会走。他有英国护照,有离开中国的理由,有在加拿大等他盼他的妻女。但他坚持留了下来,在河北乡村的战火中坚持到1941年年末,直到被日本软禁。1943年,日军把华北的英美侨民押往山东潍县的集中营,李爱锐被带走,从此再没有出来。
许多人不知道的是,这个潍县集中营,在成为集中营之前,本属于基督教的乐道院。一个传播福音、办医办学、给人带来自由的和平机构,却被日军改造成了囚禁敌国侨民的牢笼。而李爱锐,就在这个原本属于教会的地方,走完了他生命的最后一程。
我始终认为,作为一名丈夫和父亲,在战争的阴影笼罩下来时,将妻子和孩子送往安全的地方,是他不可推卸的家庭责任。他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家人,让他们免于战火的威胁。但与此同时,作为一名基督徒,他并没有因为家人的离开而选择远离这片土地,也没有因为战争的危险而放下手中的服事。他仍然留在那里,继续回应自己所领受的呼召。前者是一个丈夫和父亲对家庭的担当,后者则是一个基督徒对信仰的忠诚。这两者共同构成了李爱锐在战争年代所作出的选择。
集中营里的“埃里克叔叔”
特展在这里到达了最沉重的部分。
讲解员说,潍县集中营里的条件极其恶劣,缺衣少食,物资极其匮乏。然而在这样的环境里,李爱锐并没有只顾他自己。
他努力帮助那些弱小的人。他给集中营里的孩子们上课——课本早已没有了,他就凭记忆写出一套化学课本,再教给孩子们。他组织集中营里的人开展体育和文娱活动,想方设法让那些被囚禁的人,不至于在绝望里沉没下去。孩子们亲切地叫他“埃里克叔叔”。
这里有一个让我久久无法释怀的细节。
在巴黎,为了守住主日不比赛的原则,他连最有希望夺金的100米都放弃了。那是他信仰的坚持。
可是在潍县集中营里,他的做法改变了。有一个周日,孩子们自己组织了一场比赛,因为没有裁判,比赛过程中起了冲突、打了起来。得知消息以后,下一个周日,李爱锐——那个曾经为了不在主日比赛而放弃奥运金牌的人——主动出现在了赛场上,做起了裁判。为了孩子,他“退让”了自己坚守多年的原则。
巴黎的放弃和潍县的出场,看似完全相反——一次是为信仰而不做,一次是为信仰而做了原本不做的事。但两件事看起来相反,却都提示我们:李爱锐并非机械地维护一条外在规则。在集中营里,他面对的是孩子们具体的需要;他选择担任裁判,显示出他对原则与爱人之间关系的另一种理解。在巴黎,守主日是他向着上帝的忠诚;在潍县,主日走上赛场是他向那群孩子、向整个营地的爱。
长期的劳累和营养不良击垮了他。1945年2月21日,李爱锐病逝于潍县集中营,年仅43岁。那时距离集中营解放、距离日本投降,只剩不到半年时间。他把生命永远地留在了中国。
展区里还有一封他的亲笔信,这封信写于1926年,也就是他回到天津的第二年。在这封信里,他提到了两件事:一是当时的天津已经很乱了,他在家里都能听见远处的炮声;二是他解释了自己中文名字的由来。信纸上有几个歪歪扭扭的汉字:“李爱锐”——是李爱锐自己写的,或者说画的。他写道:“写一个像我这样的名字很有意思……‘Li’代表的是‘Liddell’,而‘i’这个字母(的发音),则是他们(中文)所能做到的、最接近我英文名字‘Eric’的表达方式。试着把这个名字写完整,简直就像在上一堂绘画课,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才能完成。”
展览之外:我们为什么要记住李爱锐?
讲解员告诉我,这个展区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。天津体育博物馆最早建馆时,李爱锐只占其中的一小块地方。直到2024年——李爱锐巴黎奥运夺冠100周年,奥运会时隔一百年再次回到巴黎——天津体育博物馆把这个展区扩充了许多,也补上了他的生平大事记——从1902年出生在天津,到1945年病逝于潍县集中营。博物馆还和影视机构合拍了一部李爱锐的纪录片《奔跑人生》。
展区里陈列着各地为纪念李爱锐而做的生平小册子,有英国每年举办的“烈火战车”山地跑的奖牌,有苏格兰孔子学院的孩子们以他的故事为蓝本画的画册,还有2024年6月苏格兰政府驻华代表亲自来津,为展览揭幕时赠送的一块牌匾。
讲解员说的一句话,我记到现在:“李爱锐这个人,真的没有任何黑点,整个人生都是大爱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。”这是一位讲解员对他的敬重,也提醒我:纪念一个人,不等于把他塑造成没有复杂性的完美形象。
走出博物馆以后,我还在想那个问题:他为什么要回来?
我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概括他一生的简单答案。
俗话说“人往高处走,水往低处流”,但李爱锐的一生却几乎是反过来走的。他在荣耀的顶点毅然转身,回到贫穷和战乱的中国;面对战争的阴影,明明很多外国人都选择了离开,他却执意选择留下;在战火纷飞的河北乡村,他冒着危险积极参与抢救中国军队的伤员;在最黑暗、最没有希望的集中营里,依然想着成为照亮别人的光。他本可以继续留在欧洲体育界,追求更多荣誉;但他选择回到天津,后来又走进华北乡村和潍县集中营。与其把这段人生概括为一次壮烈的放弃,不如说,他在不同处境中不断重新确认自己愿意承担的责任。
或许,有些人回来,并不是为了被人记住。今天重新寻找李爱锐在天津留下的痕迹,也不只是为了重述一段英雄故事,而是为了看见一个具体的人,如何把自己的专业、信仰与日常生活,放进一座城市和一群人的命运之中。




